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中国的毒品问题，是从罂粟开始的。这种邪恶的果实，最早追溯到唐初，由阿拉伯商人朝贡给中国皇帝而逐渐流传开来。但在阿拉伯世界被视为圣品的“底也伽”，并没有在中国掀起任何波澜，它只作为治病救人的一味良药，记载在中药的药典中。
明朝则是毒品问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从历史文献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明朝中后期，罂粟和它的衍生物（鸦片）已经悄悄从药用转化为精神依赖品。宫廷中迷漫着奢侈、纵欲的风气，鸦片正是在这种氛围里成了贵族们热衷的“神品”，连皇帝也概莫能外，万历皇帝长期吸食鸦片几乎是公开的秘密。这也是导致明朝最终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。
到了清朝，吸食鸦片已经开始在士大夫和底层百姓中小规模流行，之所以没有大规模泛滥，是因为鸦片并不便宜。但到了19世纪中叶，英国为了抵消对清政府的贸易逆差，利用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倾销大量廉价鸦片，使吸食鸦片门槛迅速降低，吸毒风气迅速助长，吸食者猛增至200万人。1839年6月3日，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销毁鸦片，历时23天，共销毁鸦片19187箱、2119袋，总重量2376254斤。
虎门销烟最终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，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南京条约》。随着中国的失败，中国彻底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，鸦片也如潮水般涌入中国，被称为“洋烟”的外国鸦片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最高潮。
与此同时，罂粟种植与土烟生产在士大夫们“稍分洋烟之利”的口号下剧增猛长。到了20世纪初叶，在多难的中国近代史上，又添上了几个苦涩的纪录：罂粟种植最广、鸦片产量最多、吸毒人口最多。尤其严重的是，鸦片与吸毒深刻而全面地侵入中国社会的肌体，影响着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人民生活。
到了民国时期，中央和地方的军阀为扩大地盘，纵容并鼓励种植罂粟，毒害民众，以致百业凋敝、田土荒芜，民不聊生。20年代后期，中国大烟的产量达6万吨，为各国鸦片产量的10倍，而吸食各类毒品者达3000万人。
在那个时代，毒品成了市场流通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商品之一，毒品与黄金同价，鸦片可充当一般等价物，烟土被称为“黑粮”。吸毒成为全民族16.8％人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，50％以上的中国人的生计、生活不同程度地依赖毒品。而五花八门的烟税更是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，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罂粟种植地、鸦片运输通道和烟税而连年混战。毒品已成为当时中国社会肌体上的一个巨大毒瘤。
清朝著名思想家魏源曾言：“鸦片流毒，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。”但他没有想到，直到其死后近百年，鸦片流毒都没有在中国消失，反而愈演愈烈，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这颗让近代中国人沦为“东亚病夫”的大毒瘤才得到肃清。
相比国民政府“只拍苍蝇，不打老虎”的禁烟运动，新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毒品于国于民的危害，发动群众展开戒毒、禁毒运动，采取“力劝两头，断斩中间”的策略，即规劝吸毒者不吸、种者不种，严格打击制毒贩毒。同时，新中国政府在各地成立大量戒烟所，对于屡教不改者，则采取强制戒瘾。一直依靠种罂粟为生的农民，新中国政府也免费提供油菜、玉米、小麦等粮食种子，为他们先解决温饱问题，不再依靠种植罂粟为生。
短短三年时间，新中国使得种罂粟的不易卖出，吸食者也不易买到，除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偏僻山区尚有零星种植罂粟外，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实现了禁种，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流毒。此后无论政治多么动荡，但政府对鸦片、吗啡之类毒品的打击依然没有放松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，发布数道禁毒的法律，并依靠人民群体的力量，与毒品做斗争。至此，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，新中国以“无毒国”享誉世界近三十年，这在世界禁毒史上是举世公认的奇迹。
（作者系湖南省郴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，湖南省作家协会、湖南省儿童文学会会员刘青鹏）